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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杭州智力運動文化 公眾號報道

二、高部道平訪華事件考證

三、與高部道平對局的中國棋手

四、棋譜對比分析

（一）：丁禮民-高部道平共2局；

（二）：丁禮民-周小松共12局

（三）：陳子俊-高部道平共5局

對局者唐善初回憶評述

五、高部道平在日本棋壇地位評述

現代圍棋人有記憶的歷史很長時間是追趕日本的歷史。從民國到解放后，到神一樣存在的日本圍棋六超。還有那一個日本老太太伊藤友惠五段，八戰全勝橫掃中國當時所有最高手，成為中國圍棋刻骨銘心的恥辱。中日圍棋的差距曾經是何等巨大， 于是有日本棋界津津樂道“中國是圍棋的生母，日本是圍棋的養母”。而這一歷史的始端是清末宣統年間（1909-1910），日本的一個四段棋手高部道平來華，橫掃中國棋手，把當時中國最高手打到讓二子、三子。

從高部道平揭開中日圍棋的第一次交流，中日圍棋水平就顯示出巨大的差距。人們很容易想到的就是這一差距是歷史帶來的，是中國古代圍棋落后于日本。中國幾千年圍棋技術發展抵不上日本四大家制度建立以來三百年。并進一步認為中國古代圍棋一味好殺，沒有形成理論。相比日本，道策、秀策建立了先進的現代圍棋理論，中日圍棋水平的差距是圍棋理論發展的差距。于是就有了“趙家十萬長平骨，誤在將軍讀父書”的感嘆。這就涉及到如何評價中國古代圍棋的問題，是事關中國圍棋史的大事。

現在都認為日本的道策建立了現代圍棋理論。但細究起來，這現代圍棋理論具體是什么？在哪里？并找不到確切明白具體的記述。道策、秀策和其他人并沒有留下什么理論著作。翻來覆去被說道的也就是一個“手割”。而手割不過是分析定式的一種方法，僅僅是圍棋技術中很小的一個部分。而中國古代卻有大量的圍棋理論著作，如施襄夏的《弈理指歸》、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譜》和徐星友的《兼山堂弈譜》、《眉山墅隱》等。這些著作體現出的圍棋理論之豐富，并沒有類似的日本圍棋著作可以比擬。如果我們能看到黃龍士的《弈法總論》（《圍棋文獻集成》第22冊74-76頁），不妨說所謂的日本圍棋的棋理或者說所謂的現代圍棋理論的種種，無不可在里面找到。其實圍棋的基本道理，宋代《棋經十三篇》上就已經說清楚：“兩生勿斷，皆活勿連。闊不可太疏，密不可太促。與其戀子以求生，不若棄子而取勢，與其無事而強行，不若因之而自補。彼眾我寡，先謀其生。我眾彼寡，務張其勢。善勝者不爭，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亂。夫棋始以正合，終以奇勝。”何來中國古棋不講棋理一味好殺之說？

但是清末高部道平來華打遍中國棋手是事實，當時中國棋手的水平落后于日本是事實。但問題是究竟是清末這一時段的中國圍棋不如日本，還是整個古代（當然是指清代）中國圍棋不如日本？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雖然大家都知道清末當時正是中國圍棋的一個低谷，那些高部道平手下的敗將遠不是中國圍棋的最高水平。他們的差距代表不了中日古代圍棋水平的差距。但在巨大差距面前人們往往忽略了這一點。導致了很長時期以來對中國古代圍棋的理論修養和技藝水平的不正確的評價。中國圍棋在最為沒落的年代遇到了日本圍棋，但就此而帶累了中國圍棋史，實在是不應該的。

清末高部道平訪華這一節點是評價中日古代圍棋水平的關鍵，但當時棋譜缺失，而傳說被不斷的夸大，以至失真。現在部分棋譜被發掘出來，于是有可能通過當時的棋譜進行具體對比分析，還原晚清中日圍棋水平的實際。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推演比較清代中日圍棋的技藝水平，從而為中國古代圍棋棋藝正名，這也是中國圍棋史研究中的一個至關重要課題。

二、高部道平訪華事件考

宣統年間高部道平來中國，打遍當時中國最高手，讓到二子三子，中國棋界產生巨大震動。這一事件也成為對中國古代圍棋技術和歷史的懷疑甚至否定的發始。但這懷疑否定其實是越后而越嚴重的。對這一巨大差距引起的震動感，在當時是不及后來大的。因為這第一批與高部道平對弈者都知道他們的水平并不高。早年周小松也曾經是讓二子三子橫掃中國無敵手。當時周小松去世還不到二十年，記憶猶在。如當時人王伯恭說周小松死后“吾國國工遂絕”。《棋國陽秋》中說“丁之盛年，與周小松弈，亦受二子〔按：實際是受三子〕。今以垂暮氣衰，敵高部氏（受二子一勝一負），則高部尚在小松之亞。” 有切身的比較在，有周小松在，盡管他們體會和認識到高部道平和日本圍棋的強大，但絕不至于到頂禮膜拜的程度。到民國到解放后，周小松早已遠去，看到的就是眼前的巨大差距了，對那第一次的沖擊感覺反而更加強烈。以至于現在到網上去搜關于這一歷史事件的文字，有不少成了繪聲繪色因而也難免夸大失實的小說了。因此仔細考證高部道平訪華事件，還原真相是十分必要的。

高部道平宣統年間在華對戰共有三次，一次在保定，兩次在南京。

1、宣統元年保定棋戰

關于在北方保定的棋戰筆者未能找到直接史料，趙之云《早期中日圍棋交流》一文中記述可能出自高部道平的《圍棋圣典》，應該是比較準確的，引述如下：

光緒末年（約1906-1909）北洋軍閥段祺瑞出任保定軍官學堂總辦。段氏生平酷愛圍棋，正巧保定附近聚集不少日本商旅，段氏與日本人下圍棋經常取勝，因此產生了日本圍棋不行的印象。就在此時，有一位日本業余棋手中島比多吉路經保定，為段祺瑞留住，中島戰勝了段，觀弈的日本人乘機宣傳日本圍棋強于中國，雙方爭論不休。段祺瑞因自己不是敵手，便從北京請來幾位圍棋高手，將中島擊敗。但據說僅僅過了一個多月，中島棋藝猛進，接近專業初段水平，使幾位中國棋手都感到難以對付。于是段祺瑞又邀請兩位當時中國第一流的棋手張樂山、汪云峰前來助戰。張、汪兩人來到保定后，經幾度交鋒，使中島無法抵擋。

1909-1910年日本專業棋手高部道平（當時四段）來中國旅游，順道至保定拜訪中島。中島見到高部，真是喜出望外，就問他“段祺瑞身邊最近來了中國最強的棋手，您是否愿意一試高下？”高部欣然應允。于是高部被引見給段氏，并分別與張、汪對壘。起初是分先對弈，高部的棋藝使張、汪束手無策，節節敗退，最后一律被高部讓二子，而段祺瑞則被讓五子。

查段祺瑞年譜，光緒三十二年（1906）二月段祺瑞任陸軍第三鎮統制，駐保定，并兼職督理保定各武備學堂和軍官學校。宣統元年十一月（1909年12月）段祺瑞調任陸軍第三鎮統制，駐南苑，離開了保定。由于高部道平是1909年即宣統元年來的中國，而同年冬去南京，因此保定之戰可能是在宣統元年（1909）的夏秋。對局的地點應該是段祺瑞駐保定軍官學堂的府邸。

當時的對局者之一汪耘豐（趙之云記的汪云峰應是同音誤）曾經在民國6年（1917）編著《問秋吟社弈評》，收錄高部道平訪華對局，但全部是民國年間高部道平再來時的對局，沒有宣統年間的保定對局。他在“自敘”中說得很清楚：“日本高部道平，在其國弈居五段，來華與都人共弈。”這里的“都”指首都即北京。而對于八年前的事情一字都沒有提。另外《問秋吟社弈評》有王伯恭的序，其中提到了高部道平的南京對局，也沒有提到應該就是此前的保定對局，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2、宣統元年南京棋戰

趙之云的文章也介紹了高部道平在南京的兩次對局情況，但因為其所據的王伯恭《問秋吟社弈評》序和黃銘功的《棋國陽秋》均能找到，故下面直接引用原文：

昔周君小松有言：棋雖小道，恒視國運為盛衰。乾嘉時號稱極盛，至道光中葉同時國手有二三十人。后稍陵替，光緒初惟小松一人在耳。辛卯秋小松物故，吾國國工遂絕。當時所謂高手如汪敘詩、金明齋、林怡書、王彥卿、陳子俊輩十許人大率受二三子，他無聞焉。己酉冬楊杏城侍郎奉使江南，集善弈者會于秦淮。適日本高部道平來自東海，日與彥卿、子俊角，受以二子勝負相當。

——王伯恭《問秋吟社弈評》序

王伯恭（1857—1921），原名儀鄭，字伯恭，后又名錫鬯，淮南人，光緒十四年（1888）中舉，十六年（1890）官國子監學正，后為湖北宜昌府通判，入張之洞幕，又調署歸州（湖北秭歸）知州。自稱與周小松往還，棋技如何未知。王伯恭此序中只提到宣統元年的南京對局而沒有提及保定對局和后來宣統二年的南京對局。帶高部道平到南京的楊杏城侍郎即楊士琦（1862—1918），字杏城，安徽泗州（今江蘇盱眙）人，是李鴻章和袁世凱的智囊，曾任商部侍郎兼郵傳大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參與者，曾經主持招商局和南洋公學（后來的上海交通大學）。己酉冬即宣統元年冬，其時間在1909年12月到1910年1月之間。楊士琦與段祺瑞都是袁世凱是親信，兩人當交好。時間應該是就在保定對局之后。地點據高部道平的《圍棋圣典》記在南京的“楊士琦府邸韜園”。韜園是當時蘇松太道蔡和甫的私家園林，楊士琦奉使江南駐于此，高部道平可能不清楚。韜園在復成橋東秦淮河邊，現已不存。

3、宣統二年南京對戰

見于民國6年（1917）刊印的黃銘功《棋國陽秋》：

宣統二年，中國于金陵開南洋勸業會，萬方輻輳，游士麕集。浙、皖、淞、滬、蘇、揚諸弈手，皆至江寧，好事者為東道主，議邀日本大國手一試其棋品。電告東京方圓社該社員五段高部道平，（日本棋手以初段至九段為品第。初段地位，略如中國之四子棋。九段為極至，日人亦不自居。）渡海西來赴會。范楚卿等各與對子，皆大負，受二子仍負。丁學博年最老，勉與對局，受二子，二局，一勝一負。丁之盛年，與周小松弈，亦受二子。今以垂暮氣衰，敵高部氏，則高部尚在小松之亞。但其國尚有八段者，恐小松雖在，無以勝之矣。

——黃銘功《棋國陽秋》

黃銘功（1864-1925），字琴臺，湖南湘陰人，畢業于岳麓書院，清末拔貢。光緒三十四年（1908）在上海《輿論日報》社主編副刊《國聞》，較早接受西方民主思想，主張立憲變法，廢科舉，辦新學。后回湖南，致力于教育，任教于省一中、一師、公立法政、長郡聯中、雅禮中學，湖南工業專門學校。黃銘功好弈而自名弈叟。《棋國陽秋》記載圍棋掌故、軼聞，尤其是當時湖南的棋人棋事。雖然篇幅不長但很有史料價值。南洋勸業會是中國歷史上首次以官方名義主辦的國際性博覽會。由時任兩江總督端方于1910年（清宣統二年）6月5日在南京舉辦，歷時達半年。

從“電告東京方圓社該社員五段高部道平”來看，高部道平當時在日本。即宣統元年到南京對局后高部道平回了日本，這次是專門邀請而再來的。高部道平是五段，正式邀請是很隆重的，不會錯，而且有資料說高部道平從中國回去以后升了一段。“九段為極至，日人亦不自居”，是指當時的本因坊秀哉還是八段。另外高部道平在其《圍棋圣典》中收錄有當年10月在“南京韜園楊士琦邸”讓張樂山二子的一局棋譜，以三子半勝。（趙之云在《早期中日圍棋交流》中也說到）。從時間上來看，應該是高部道平接受南洋勸業會正式邀請參加對局后，正好去年在保定多次對弈的張樂山來到，于是因為楊士琦的關系再次安排到韜園居住對弈。如此則南洋勸業會對局應該是在1910年的9、10月間。

另外有一件不能算是完全題外的事在這里附帶一述。由于《圍棋圣典》查找不到，因此高部道平與張樂山的對局棋譜未能查到。但從網上查到此局棋譜的一張不清晰的第1譜照片。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有當時使用中國規則計數的過程介紹，“以361目的一半180目半為標準，多的一方為勝。”并計算此局：白子空之和182，黑子空之和179，并說明按日本規則白勝5目。實際標的是“白勝三目半”，這里的“目”應是“子”，趙之云引用時就改了。當時中國讓子棋的規則是要還讓子數，因此白182是勝3子半。如果現在的讓子棋還讓子數的一半，白就只勝2子半，即當時規則上手相對要容易讓一些。另外這里沒有提到還棋頭，由于沒有全局棋譜，不知道是否雙方棋塊相等而忽略。

關于高部道平在宣統年間訪華打遍中國南北最高手到讓二子、三子事件，目前能考證到的事實就是這些。現在各種介紹描述這一事件的文章的原始依據也就是這些。超過這些的都是敷演出來的故事。比如有些文章說到高部道平1910年到南京，“圍棋名宿如金明齋、林詒書、王彥青、陳子俊紛紛被高部殺的受讓二子甚至是三子、四子。”其中金明齋、林詒書當是不確的。金明齋是杭州人，此時已經年近八十，第二年即去世，不可能來南京；林詒書是高官，正在徐州兵備道任上，即或要下也是棋手到他府上去以門客的方式下，如段祺瑞那樣，不可能離開任所跑到南京去與一個日本人下棋。這是把王伯恭原文敘述周小松與當時高手“汪敘詩、金明齋、林怡書、王彥卿、陳子俊輩十許人大率受二三子”，移植到與高部道平對局，以壯大隊伍使故事更精彩。另外“受讓二子甚至是三子、四子”也是不實的。所有這幾次對局都只到讓二子，沒有讓三子、四子。即使是下得最差的范楚卿讓二子也不勝，也沒有繼續再讓。這幾次對局比較正式，二子也不能勝就不必下了。到后來民國年間再來，對局的對手更廣泛了，才有讓三子的。讓得更多的就是一些愛好圍棋的官或商了，如段祺瑞這樣的特殊人物，那是另當別論的。